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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博客

 
 
 

日志

 
 

答黄咏梅问  

2006-03-02 11:34:00|  分类: 观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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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在中国文坛上就开始流行一句话“到北京三件必做的事情——登长城、吃烤鸭、见敬泽”。或许你不太愿意解读这句话,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这句话足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对那些刚踏上创作道路的年轻作者们来说,你的认可很重要。事实上,我觉得你也更愿意跟他们在一起谈文学,是这样吗?

 

那是个老玩笑。在我还不认识几个批评家的时候,已经认识很多作者了,你知道,我是个编辑,总是要和作者谈稿子,有些人不仅是作者,也是朋友,那就谈得更多。我想我的文学观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谈出来的,不是在大学中文系里学的,是在和创作一方的对话中形成的。到现在,在很多场合,我也本能地觉得和作家是“咱们”,那些批评家都是“他们”。

我可能属于比较同情作家的批评家,比较倾向于站在作家的角度想事儿。因为同情,所以不坚决,不能斩钉截铁地对作家说,根据什么条条本本,你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作家是活的,文学和创造都是活的,批评家可能倾向于把活的东西做死,先弄死它再扔到台子拆卸,也许很有乐趣,但我做不来这个,我还是倾向于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对话,理解他的境遇和困难,当然也力图准确地看出他的当局者迷。

所以,你说得对,我是特别愿意和作者们谈文学,不是谈学术,是谈人的真实境遇、人的可能性、人的自我表达,我觉得,批评因此才有温度、才值得做。

 

在中国当下的青年评论家中,你被很多人认为是看作品“最准确”的批评家之一,你是怎么理解这个“最准确”?你认为一个好的批评家应该具有怎样一些素质?

 

我不知道“最准确”是相对什么而言的,但我想我知道什么是不准确——批评家这个职业不需要爱文学,爱理论就行了,有的批评家就天性来说可能更适合当会计,而且是坚持原则的好会计,你如果觉得他不准确那就对了,因为他追求的是另一种准确:不管这个作品好不好,反正他的理论是准确地运用了。

有时候去开会,听来听去我会恍惚起来,好像误入敌营,坐在一群文学的敌人中间,他们实质上都在证明一件事,就是这世上不需要文学,如果它不幸还在,那么好,我们把它直接转化成哲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社会学问题、经济学问题或文化研究的问题,总之没有什么东西剩给文学。

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更加热爱文学——现在这么说是不是听上去有点怪?——因为我知道,即使被切得支离破碎,文学的心脏仍然在顽强地跳动,那是不可取代的精神活动,是语言、是审美,是快乐和趣味,是关于人的可能性的狂野想象,是人在给定的理念和观念之外自我表达的不屈意志,没有这些还谈什么文学?

好的批评家的素质我没资格回答,但我自己愿意做一个热爱文学的批评家。

 

我们“花地·论坛”版前几期曾做过一个话题,重点谈论了中国批评家的“堕落”问题,主要是指目前的批评界缺乏应有的真诚的批评之声,而多半是些褒扬与捧杀。虽然那只是几位作者的个人看法,但是,身为中国知名的批评家,我很想听听你对当今中国批评状态的一些看法。

 

文章我没看过,但我能想象他们所说的“堕落”指的是什么,我也知道他们说的都对。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容易的事就是指责别人“堕落”。孔子在春秋时代也没变成个愤青,为什么?因为他强调“反求诸己”,就是说,先摸着心口想想,自己做到了没有做好了没有?我想我们现在都应该有一点“反求诸己”的精神,虽然这不如一步站到道德高地上那么爽。

反求诸己,我得承认,也写了应酬文章,也曾巧言令色虚情假意,但我不认为这是“堕落”,我把它看作人性的弱点,我在努力克服。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你说的,“缺乏应有的真诚的批评之声,而多半是些褒扬与捧杀”——好像这就是“堕落”的症候,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如今气大声宏一呼百应的不都是批评、指责乃至骂人吗?照这么说现在应该是很不堕落才对。

我想我们正在发展一种破坏性的文化逻辑,好像表现我们的“真诚”的唯一途径就是去毁坏,骂你是真诚的,夸你肯定是不真诚的,这种逻辑是不是有问题?伟大的批评家总是有力地求证、阐发和肯定了一些东西,在他的周围站起一批巨人,可是我们现在对批评家的想象是,最好他的周围尸横遍野。

我也骂人,在私下有时也刻毒。但写文章时,我抑制这种冲动,因为第一,从小父母就教育我,有教养的人不要骂街;第二,骂人的快感肯定和攻击、破坏、毁灭有关,我还没有变态到只能通过这个寻求快乐——就文学作品来说,最大的罪过也不过是愚蠢和无能,不值得动用杀伤性武器。

当我们纠缠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可能忘了文学批评的真正职责:批评家应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想象和写作中的才华和创造,阐扬和保存那些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的珍贵因素,简单地说,就是帮助真正的好东西被充分地意识到,帮助它们留存下去。所以,批评家可能需要谦卑一点——不是对作家谦卑,而是对才华和创造采取谦卑的欣赏的态度。郎朗的钢琴弹得好,你只好对此谦卑,但如果按我们这里的逻辑,你只有冲他叫倒好才算本事才算“真诚”,这叫什么?这就是野蛮。我想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活中,作野蛮人的冲动可能已经盖过了做文明人的冲动,对此恰当的说法只能是“堕落”。

 

你的评论很有“李氏特色”,除了严谨的学理之外,似乎更注重感性的渲染。这有别于一些读来令读者犯晕的枯燥的文章,可否谈谈你的创作体会?

 

严谨的学理恐怕谈不上,作为论文都不合格。我不想让读者犯晕,因为我不想证明我是个特别有知识的人。

 

在“60年代人”中涌现了一大批很有实力的批评家,如洪治纲、吴义勤、吴俊、郜元宝、施战军、张燕玲等,现在有一种说法,批评家存在着“断代”的忧患,你怎么看?

 

批评家的生产机制和作家不太一样,作家现在都“80后”了,你不能要求批评家也“80后”。批评家很难一出手就冒出来,总是要经过训练和积累,声音的扩散和确立也慢一些,这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不觉得有“断代”,现在就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批评家,比如黄发有、邵燕君、李静等等,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年代生的,但总之应该不会断代。

 

记得我们《羊城晚报》在2003年举办过一个大型的座谈会,是关于“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状态”的一个话题,其中一部分是由你来主持,相当精彩。我知道你除了编辑工作之外,还经常被邀请去做一些文学活动的主持、评委什么的,要知道,作为评论家,阅读应该是他的主要日常内容,你如何去协调这些时间的?

 

你这是在批评我到处凑热闹。做评委、开会什么的也是一种批评活动,批评家当然要用文章对公众说话,但开会啊评选啊什么的也是表达你的观点的一种途径。但的确应该警惕,不要到处应酬,变成个口头批评家。

我现在已经很少开会了呀,也很少见人,甚至很少接电话,这个进步你也给传播一下,别老说那老段子。我真是觉得我自己、乃至我们这一代人几代人,底子都很薄气力都很虚,读书太少没什么文化,靠的就是一点小聪明,就这么点本钱还要年复一年地损耗,很快就会一腔昏话。我是希望自己能够沉着一点,读书、明理、通世事,所幸到现在为止,我还有大量的时间读书,但现在的文学作品其实看得不多,一是值得看的作品有限,你也不用把全北京的馆子全吃一遍才知道哪道菜好;二来现在的作品看得太多,沉溺其中,渐渐人也会视野狭窄小肚鸡肠的。

 

除了从事文学批评和编辑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你也经常写一些具有独特韵味的随笔。这是否也是你内心表达的需要?在批评、编辑和随笔创作之间,哪个更能激起你内心的情感和思想?

我特别佩服那些有目标、有规划的人,他们像个自我的雕塑家,下定决心要把自己弄成个什么样子。我没有那样的恒心和力量,编辑是当初分配的工作,如果那时分配我去做个秘书什么的,我想我大概不会搞什么文学。同样,批评差不多是被你们这些报刊的朋友逼着做起来的,人家说,写吧写吧,赶快写,马上交,我就说,好好好,写。随笔倒是我自己愿意写的,也更近于我自己的性情和趣味,曾有两三年时间,闲得没事,写的较多,一本是《看来看去和秘密交流》,最近要出法文版,另一本是《河边的日子》,写沿黄河闲逛的事,现在也都还能看,不像那时写的批评,现在已经看不得了。但也正因为是自己的选择,反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写得不多,到现在也没混成个散文家什么的。今年是决心把《看来看去》再写十多万字,重出一版,但也不敢保证啊,这决心已经下了好几年了。

总之这是很没出息的状态,随遇而安,不过我有点喜欢这种状态,似乎各种可能性都敞开着,谁知道下边会漂到哪儿呢?实际上这两年主要精力也不是写批评或随笔,在写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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