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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博客

 
 
 

日志

 
 

答叶舟  

2006-10-05 20:30:00|  分类: 观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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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舟:在《边地兰州》一文里,我写下了你在兰州的一小节:“那年夏天,我和李敬泽同志坐在黄河中的小岛上,望着干枯的北山发愣。敬泽说,要是南北两山上都是原始森林,一条大河穿流而过,那样的话,兰州就是一座花园城市了……”这是批评家的发言,对兰州还有印象吗?
 
  李敬泽:如果我当时真那么说了我很可能是为了向你表达对你的城市的祝福,用一种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花园”毕竟是个好词。但我无法想象兰州会成为一个花花绿绿的花园,兰州在我的记忆和想象中清刚跌荡,是壮士、烈酒、惊人的美人和山河壮阔,他是个大尺度的城市,不是指规模大,是指气度大——这个城市,从历史上、从根子上说不是起于人们扎堆过日子的自然需要,它起于一种征服大地的大意志。
 
  叶 舟:那一年,你孤身西行,对黄河上游做了大面积的考察,并写下了系列文章,后来成书为《河边的日子》。在你的文字里,我读出了一种浓烈的“北方精神”——直接、断然、穿凿时空,很有点横槊赋诗、投鞭断水的味道。你怎样看这种“北方精神”?
 
  李敬泽: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知道你对这个感兴趣,南北之别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话题,读《诗经》和《楚辞》,你就能看出确实不同,这后来成为观察中国文学和艺术的一个基本线索。但是,由于它是这样大范围的一个判断,所以它必然是笼统的,你举一个正例,就会有无数反例,你说北方人豪迈,人家说湖南人也不婉约啊,如此等等。
  我倾向于认为,北与南是我们抽象出来的两种相反相成的生命气质、艺术精神,这如同地球有南北极,但南北极不等于地球,地球不是一根只有两端的棍儿,它是个球,在一个球体上,每个点都可以做极点,地球的两极之间还有广大的世界,还有无限的可能性。
 
  叶 舟:在张承志的一篇文章里,他将这种北方精神喻为“烈士风土”;但在另一位葡萄牙诗人的眼中,“南方和北方,其实是同一本书”。作为批评家,你怎么看待地域与写作的关系?一个合格的写作者,心里是否需要一张自己的“地图”?
 
  李敬泽:文学写作就是想象世界,重新安排世界,这就是说每个小说家、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地图”。这个地图有无数种绘制方法,也不一定非要认同他出生或生活的地方——很多时候,作家与他的根本之地是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也许他一辈子写作都是为了逃离和遗忘那个地方。
  正因为合格的写作者要有自己的地图,他才不应该轻率地用“南方”“北方”这样的图,这不是你的图,这是自古以来用了两千年的图。张承志自己用了“北方”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他的“地图”远为复杂——从北京到内蒙草原到东京到西海固……你画一张图看看,他的“北方”和中国文学中以往的任何“北方”都是不同的,有他自己的精神路径。
  
  叶 舟: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界,这种“北方精神”是不是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尤其是在当下这么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
   
  李敬泽:抱歉,老兄,我和你意见不同。我们现在谈文学谈社会都比较倾向于缺什么补什么,好像一味药下去就能起死回生。要我看,我们不缺“精神”,现在是“精神”过剩,话语泛滥,你到互联网上看看,你会发现似乎我们是地球上最壮怀激烈的一群,我们的道德家全世界最多,但这就好比我们的球迷全世界最多、最激烈,却不能踢好一场球。古人讲“知行合一”,言必信、行必果,我们是能知而不能行,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情感与理智、道德与行动高度分裂。身和心、行动和精神互不负责,精神在疯狂地空转,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多一种少一种我看没什么要紧。
  
  叶 舟:在你的文字中,我发现你个人的阅读和写作正在大规模地“后撤”,重回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重拾被这个时代和写作者们早已丢失的一种文学精神,比如在你的《经典中国》的专栏里?
 
  李敬泽:“后撤”是想为自己找一块立足之地,找一个根基。包括你我这几代人,在文化上都是没根基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变、什么是不变,什么是有、什么是无,什么是天上的太阳什么是地上的新事,我们基本上是靠“大惊小怪”混日子,今天网络来了,新时代开始了,明天博客来了,新时代又开始了,70后来了,80后又来了,等等。坦率地说,我是厌倦了随波逐流,一个人二三十岁时赶时髦是应该的,四十而立还赶时髦就是不自重。如果一个文化、一种文明中所有人都不嫩装嫩地像二三十岁的人那样看世界,我认为那是病态。
  
  叶 舟:这是不是“重回伟大的标准”?作为批评家,是你对当下的写作有一种失望,还是在试图廓清一种基础的常识?余华的《兄弟》相继推出后,毁誉参半,而你是持批评意见者之一。如果它是一个切片,你如何剖析近几年的小说写作?
  
  李敬泽:我并不很失望,因为我本来就没抱很高的期望。我是不喜欢《兄弟》,但这部书的失败一部分是余华的失败,另一部分是我们大家、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失败。《兄弟》中力图表现此时的生活、人心,给它一个背景、纵深和形式,余华写得不好,这固然有他个人的原因,但也是普遍困难和普遍局限的反映,关于我们的生活、关于我们的精神状况,我看不出谁就比余华写得更好,大家都是这个水平。
  我们现在热衷于从外面、从总体上对时代作出想象和言说,我们都没有把自己真正地放进去。要想认识时代,不必走那么远,不必忙着四面八方地找故事,你先“反求诸己”,看看自己的内心是怎么样?然后带着你自己的问题和困难往外走。现在的中国作家大多认为自己是“TUO派”——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但托和陀是在自己的内心里感受到了大困难和大焦虑,而我们发言和写作时架势摆得很大,内心的真实状况恐怕是不堪闻问,大概主要的焦虑是怎么拿诺贝尔奖之类的吧。
  
  叶 舟:在沸沸扬扬的“韩白之争”中,能读出你对“80后”这一代写手们所持的保留态度。你如何看待现在的“网络文学”?网络是文学的另一个催产士,还是一块充饥的“画饼”?
 
  李敬泽:这种保留是在文学立场上的保留,不过是讲点常识,一群人十几二十岁写小说,你告诉我他们要开辟新的时代,而且过不几年又将有人再来开辟新时代,这个我不信,恐怕有脑子的人都不会信。
  网络文学是好事,那么多人写那么多人看,总是好事。但文学恐怕不仅仅是数量问题,五八年全民写诗,很壮观,真正的诗人都被嗤之以鼻,但现在恐怕没人认为那是诗歌的盛世。
 
   叶 舟:你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小说的价值在于找到一个秘密的窄门”。在你的心目中,什么才是一道“秘密的窄门”?
 
  李敬泽:宽门和窄门是《圣经》上耶稣的话,大意是上天堂的人应该去找窄门,余华在《兄弟》的《后记》中提到,我在谈《兄弟》的文章中引用了。有趣的是,后来在流传过程中,有些报刊文章把“窄门”当成了贬义词,可见大家是下意识地认为上天堂的门应该是宽门,哪儿人多往哪凑,我们大概觉得天堂是和市场差不多的地方。
  包括《兄弟》在内,你看看现在的小说,绝大部分都是全知视角,假扮“史诗”,作家坐在那儿,以一个无名的声音滔滔不绝向前推,他们的眼光和我们的眼光完全处于一个水平面上。我们都承认这个时代的生活是如此复杂如此难以把握,但我们都采用了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叙述方式,为什么?是真的全知还是以不知为知?作家们的全知不过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一份通用的导游手册,想靠这个破阵擒王,可能吗?作家应该是游击战士,他应该知道如何在最冷僻的角度发起偷袭,击敌之所不防。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不想打游击,都觉得自己是正规军,所谓“正面强攻”,都想弄出个史诗来才过瘾,实际上你那个“史诗”不过是一张报纸而已,现在那么多写社会问题、写“底层”的小说,他们提供的东西比报纸多了一点吗?
  这就是“宽门”,想知道“窄门”在哪里,先要明确地意识到“宽门”在哪里。没有“窄门”,小说就既无内容也无形式——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小说家一谈起“形式”就很不屑,动不动就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怎么写”而是“写什么”。你要是打算在几十米宽的大街上一直走向目标,那当然不需要考虑形式不需要考虑“怎么写”,但如果你拐出去,在小巷中摸索,寻找暗道和出口,那这整个过程就是在寻求形式,就是既考虑走到哪儿又考虑怎么走,既“写什么”又考虑“怎么写”。话说回来,几十米宽的大道上万头攒动,多一个少一个作家又有什么要紧?
  
  叶 舟:在获得2004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奖文学评论家奖”的答辞里,你曾经说:“……批评是冒险,是一个人的想象力的证明,它将文本中潜藏的可能性充分打开,澄清为明晰的意识和言说。”作为批评家和一位脚踏实地的写作者,在这种“交叉跑动”或“双手互搏”中,你如何理解这种“冒险”?
 
  李敬泽:我是真的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批评家”,那并非我的规划和梦想,现在被人称作“批评家”很大程度上是阴阳阳错。如果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身份,我想我愿意做个“文人”,或者就用你的词:“写作者”,批评也是写作啊。
    所谓“冒险”,这个词可能用得夸张,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好奇之心。或者说,意味着你总在期待着一刻,与世界前所未见的某个侧面劈面相逢。这倒不一定是非得是去发现真理,而是锤炼出一种感受力,感受世界的浩大与细微、丰富与森严。大家通常以为搞文学的人都有艺术之心,以我的观察,实情不是这样,很多人是带着会计之心搞文学的,你看着那些文章,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搞文学,他们把文学变成了天下头等僵硬无趣之事。人是很容易僵硬的,因为僵硬比较有安全感,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根本精神就是冒险——感受力的冒险。
    
     叶 舟:我们都生逢六十年代,对负笈求学时的八十年代有一种鲜亮的记忆。你如何看待逝去的八十年代?读了一本类似的书,觉得阿城、崔健、陈丹青和北岛等人的回忆里,对八十年代有一种莫名的温暖,让这帮子老家伙们唏嘘不已。这是不是一种左翼的制式乡愁?
 
  李敬泽:你说的是《八十年代访谈录》吧,那本书我也翻过,好像里边李陀有句话说的很好,他说八十年代的思想和艺术那么热闹,但没有留下什么真正的果实,我同意这个判断。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提醒,不要最后只剩下一批“名人”,而没有什么真正的成果。
   任何一代人都有一种自然倾向,会在一定时候——通常是功成名就、春风得意的时候——回忆和诗化自己的过去,他们会把某个特定的年代宣布为自己的年代,然后塑造和言说它,这也是为了自我言说和自我塑造。八十年代尤其如此。但是我很不喜欢那种“过五关斩六将”的劲头,我认为他们还该好好想想为什么“走麦城”。而且,任何一个年代也决不仅仅属于成功者、属于“精英”。
    
   叶 舟:在文学界诸多人对博客持有一种警惕和抵制的心态时,你的博客却有蛮高的点击率,你如何看待博客?是另一个发言的平台,还是一头怪兽?
 
   李敬泽:我的博客也不是真的博客,不过是发一点旧文,也想过关掉,但关掉也有点煞有介事,所以就那么开着。每次点击率暴增都是因为网站编辑的误导,看着那些人兴致勃勃地杀过来,我常常觉得对不起他们,好像骗了人家一样,我这里其实没什么热闹,无心哗众,也就不好意思取宠。
   技术和传播手段无所谓正邪,那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品性和选择。我根本不相信网络或其他什么东西能必然地带给我们一个美好未来。纸笔可以写诗,也可以在奥斯维辛里记杀人的帐。我们现在对任何新的交流方式都有巨大的热情,我们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大国、短信大国、博客大国,这当然值得骄傲,但骄傲之余也不妨想想,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人无话可说,天天急着跟不认识的人唠叨,这是不是病态?我们对种种虚拟交流的沉迷反过来说明我们的真实的交流出了大问题,我们甚至失去了看着对方的眼睛说出真心话的能力,同样,我们也失去了在静默中面对自己内心的能力,种种新技术都特别合于我们的需要,我们用它来掩盖我们的空虚和贫乏,我们大说特说,但身体不在场、心也不在场。
   所以,人们说这是多么的热闹喧哗,但我认为这下边是有一个巨大的沉默,我们不敢也没有能力去触碰它,我们满足于各种各样的能指游戏,就像天天放烟花,让烟花遮蔽夜空。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面临的考验巨大而迫切,文学应该捍卫语言,应该寻求和捕捉语言和世界和人心的确切关系,应该触及和打开人心中那个沉默的、说出来很困难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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