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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博客

 
 
 

日志

 
 

关于“天堂”之一:天堂探险者们——湖北的青年…  

2007-04-20 11:0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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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的青年作家”,我得到了一个有趣而困难的题目。在我的印象中,湖北似乎并不是一个成群出现青年作家的地方,湖北的作家当然也曾年轻,或者正年轻着,但我的印象是,他们通常是中年的、成熟的、稳重的,熬至滴水成珠。

    ——这也许会被看成是对湖北文学的批评,但这不是批评,这是陈述事实。桑塔格在谈论加缪时曾说,天下的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种像理想的情人,另一种像理想的丈夫,她认为她所热爱的加缪是丈夫型,“丈夫”意味着对人世、对艺术的深思熟虑的态度,他们的作品让读者有安全感,你知道走进去你将遇见什么,那是由广博的经验、可以辨认的传统和令人信服的智慧构成的坚固或似乎坚固的建筑。

    在通行的批评语汇中,这种气质通常被称作“厚重”。所以,我的真正意思是,湖北——如果我们非要把身在湖北的作家界定为一个可供考察的整体的话——这个地方自新时期文学以来一直是盛产厚重、刚强和俗世之苍茫等等价值的地方,湖北的当代文学被大地支配着,在刘醒龙、邓一光、陈应松那里,在方方、池莉那里,在熊召政那里,我们都能感到地之厚、人世之重。

    上述各位也曾被称为“青年作家”,但那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并非因为他们的文学气质。湖北这二十多年来成为了中国文学强大的主流和中军——对不起,又用了被韩石山先生嘲讽过的军事化比喻——在这样的氛围里,一种青年式的文学气质如何生长,青年作家们如何锤炼文学之为“青年”的自我意识,这也确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那么,就从个案开始:

    李修文——广为人知的是,这个人写了《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湖北最年轻的作家,实际上他也是最不“湖北”的作家——这也许是因为他早期的写作生涯始于日本和东北,他很可能是有意远离湖北。这种自我选择和塑造的结果是,他有一种源自日本文学的感性,脆弱和暴烈、敏感和决绝并在,而且精细、华美。

    人们不太知道的是,李修文一度对文本间性有巨大兴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写了一系列以历史人物为主题的小说。那是知识分子的“后现代”,对经典文本的戏仿和误读是那时的青年作家们的普遍爱好,他们还不知道,属于大众的“后现代”即将来临,这个新时代对九十年代李修文、李冯、李大卫他们的优雅实验构成了辛辣的讽刺。

    但那时,李修文已陷入深刻的自我怀疑,我们曾多次长谈,他对当时青年作家圈子中流行的小说写作时尚极为不满,我们都认为应该有一种更宽阔、更勇敢、更具认识热情的方式去接近这个时代的经验。

    后来,他写了两部长篇,那是他对自我的一次重新发现。从那以后,李修文久无新作——对一个仍是“青年”的作家来说是够久了。我们现在很少谈论文学,但从偶尔的只言片语中,我感到他正陷入新的自我怀疑,他的写作深刻地受到自我的冲突的困扰,当然也从中获得力量,这个人作为小说家有一种特殊的品质:他自己就是自我的检查官,自我批评,甚至过度自我批评——坦率地说,这不是我们通常所知的湖北作家的气质。

    李修文写过《捆绑上天堂》,张执浩同样执念于“天堂”,他写过《试图与生活和解》和《天堂施工队》——“天堂”的观念,或者说对理想生活的想象确实是一些湖北作家的共通之处,至少,我们知道对邓一光来说什么是“天堂”,在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中,叙事的根本动机也是寻找“天堂”之路,而池莉则在《熬至滴水成珠》释然于安居,但池与刘与的“天堂”要在“此地”求证,而张和李,他们的“天堂”在“彼岸”。

    张执浩写诗,据说是优秀的诗人——我不了解,无从评价;但是我认为,作为小说家他是独特的,独特到令人深思,比如,很久以前——大约六七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写民工、农民,写苦难;我很想说,张执浩是目前大盛的“底层写作”和苦难叙事的最近的先驱,但是,我知道,张执浩志不在此,关于《试图与生活和解》,他写道:“在这部关于苦难的作品中,……我们的主人公置身于由矛盾交织而成的命运的大网里左冲右突。她找不到和解的方法,最终只好选择了放弃。”“她本人渴望幸福,却始终难以做到这一点,要么眼睁睁地看见有人葬送自己的前程,要么闭上眼睛听任幸福从身边逃之夭夭。”——这完全不像是对社会问题发出的道德檄文,张执浩看到了苦难,比很多人更敏感,但是,在他那里,苦难是作为人的一种本质性境遇被感知和表现,他真正的关切是人在追求幸福的路上的迷途和失败。

    张执浩有一颗纯粹的诗人之心,他在小说中也很像一个诗人——他坚持用诗的方式诠释世界,他的力量和他在此时可能面临的“失败”也许都源于此。

    而诗人和小说家刘继明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强悍的思想者。刘继明在九十年代中期所写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当时被称为“文化关怀”小说,与张执浩一样,“迷途”是他的基本主题,张的“迷途”更具诗性,而刘的“迷途”则可以还原为对时代普遍的灵魂状况和一般文化状况的理性分析和批判。刘比张更有力量,但也正是这种力量把他带到了小说和文学之外。在李洁非当年为“文化关怀”小说所写的评论《迷羊之途》中,他断言刘继明的小说是含有“终极价值”的,“他刻画了一幅欲望的迷羊满山遍野的图景,但不是为了赞美它;你会发现,在图景上方的某一处,理性之光始终怜悯地俯瞰着大地,默默期待着迷羊的省醒”,“图景上方”是“天堂”,刘继明拥有一个理性的天堂,但“迷羊”们当然没有省醒的迹象,“理性”没有理由长期“默默期待”,理性的本性是行动的,他要走下来,携着批判的武器走进羊群中去…

    二00五年,姚鄂梅相继发表了《比天还要高》和《穿铠甲的人》,她写的是诗人、是爱文学的人,她几乎是预言式地对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做了艰难的表达。好像是每个湖北的青年作家都有“天问”,姚鄂梅那个“比天还要高”的地方是一个诗与精神的乌托邦,她求证了这个乌托邦的可能性,她也展现了乌托邦的破灭,但是,姚坚定地认为,在天堂和俗世大地之间并非无路可通,那种探索意志、对那探索意志所持的想象和表现的激情本身就向人们敞开了可能的路径。

    姚鄂梅的叙事能力未臻成熟,但是,她的精神强度,她对普遍的、根本的精神症候的敏感令人震动。她的强度在于,她不抱幻想,她具有锐利的彻底的令人生畏的目光,但这并未将她引向虚无,相反,她在她所写的一切中见证着反抗虚无的坚韧斗争。

    爱天堂者守着自己的天堂,比如易羊。我甚至觉得,易羊可以在《比天还要高》里担任一个角色,她写了很多美妙的童话,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都发表在《人民文学》,她以童话般的调子咏唱柔软、脆弱的事物,不仅是因为怜悯、因为爱,更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世上几乎所有值得珍视的价值都是柔弱的:美、纯洁、善良、幻想和诗……

    这并不是说易羊缺乏现实感,在一双纯洁的眼睛深处,我们能看深深的惊惧、深深的不信任,能看到我们粗糙丑陋的面目。她坚定地把“善良”作为她的世界的根本支点,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她的善良尖锐地见证着强大的不善良。她不是不知人世的难和苦,她知道,但她无法掌握那样的语言——在语言的层面上,我们对苦难的论述常常充满暴力和权力冲动,也就是说,这种论述中暗自运行的逻辑使它所张扬的善良和正义成为不可能,使它自身就成为苦难的种子和条件。

    条条道路通“天堂”,这种有关“天堂”的意识、想象是小说不竭的精神源泉。湖北的小说家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主流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天堂”之路就在大地上,在人的社会行为之中,所有的苦难、困难都必须在大地上寻求答案。湖北的青年作家经受着他们的前辈和师长们的强大压力,更热烈地承接和发展了“天堂”的主题,但是,他们执拗地认为,去往天堂之路也许需要对星空的好奇,需要轻逸、柔软、脆弱,他们认为如果有那样一条路,可能也是蛛丝般微微闪亮,需要小心翼翼满怀警觉地走近,需要更为孤独无助因而也更勇敢的探索。他们正是由此将自己复杂地界定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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