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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博客

 
 
 

日志

 
 

关于帕穆克答夏榆  

2008-05-27 19:42:00|  分类: 观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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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与帕穆克吃饭。今天重看一遍他获诺贝尔奖时我在《南方周末》的话,觉得还有意思,贴于下:
 
    1·奥罕-帕穆克在你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我只看过他的《我的名字叫红》,并且知道他因为冒犯了土耳其的正人君子们惹上了官非。除此之外,我对他所知甚少。就这一本书来看,我想瑞典文学院是做了一个体面的选择。

  2·瑞典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授予奥罕·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在寻找他故乡忧郁灵魂的途中,他发现了标志冲突的新符号和文化间的交织。”从批评家的立场,你如何解读其中的意味?
 
  仅就《我的名字叫红》来说,因为我正好去过伊斯坦布尔,所以我把它看作关于这个城市的书写。这个城市在欧亚的分界线上,千余年来一直犹豫着自己是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土耳其这个国家至今也还在为此犹豫和焦虑。在这部书里,伊斯兰细密画的传统,夹在西方的写实和东方(主要是通过蒙古人带去的中国绘画传统)的写意之间,冲突着论辩着,欲望和嫉妒、爱与美,人性最好的东西和最坏的东西都在这个东西夹击的模式里经受考验。我感觉帕穆克是在思考一个对他的国家和人民都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作一个伊斯坦布尔人、一个土耳其人、一个伊斯兰教徒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此,帕穆克的看法极其复杂,他没有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在伊斯兰细密画传统和西方的、威尼斯的写实传统之间,他看到了根本的冲突:前者是以真主的目光、从天上看世界,后者是以个人的、俗世的目光平视世界,哪个更好呢?或者哪个更合于真理?对此帕穆克是犹豫的,他写作这部书时的根本语境是,大部分世界包括我们中国都已经以威尼斯的目光看世界了,帕穆克在这个语境中思考人的形象和世界的景象——他也不是简单地皈依西方传统,《我的名字叫红》中有一句话,大意是风格即瑕疵,这有道理,我曾经把它翻成“个性即搞怪”。我们不要忘了,认为每个人都有其个性、进而有他自己的真理,这不过是近几百年来西方思想的成果,中国古人同样认为,风格的最高境界是“大雅”,是人对世界秩序的皈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这本书里看到的不是对与错的冲突,而是对世界、对人的不同想象方式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间的冲突和交织至今依然持续,依然塑造着世界,变化的只是冲突的格局——在几百年前,一个伊斯兰教徒像威尼斯人那样绘画是非法的。现在呢?我们固然都像威尼斯人那样看世界,但那种细密画的方式是否就一定非法?
  所以,这部书的主题我认为不仅是文化间的冲突和交织,它表明,在这种关系中,知识、世界观的分歧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灵和生活。帕穆克显然读过福柯,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一种秘密知识、一种不合规范的对世界的看法从外面传入,它马上就不仅仅是“艺术”,而变成了“政治”问题,进而变成了“生计”问题。权力和利益全面地参与进来,一个怎么画画的问题,变成了“毒药”和“瘟疫”--“光明”和“幸福”。帕穆克很有想象力,他从一个刁钻的入口打开了人类生活的广阔领域。

   3·奥罕-帕穆克对中国作家能构成精神影响吗?

  我无法估计中国作家能从这位同行那里获得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有趣: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曾经一度对土耳其产生过兴趣,那时我们把土耳其的凯末尔视为对一个古老帝国实行现代化改造的成功范例,在当时中国的舆论中,是要向土耳其学习、向凯末尔学习;当然,后来情况变了,我们的学习对象也不断变化,这种变化表明我们对自身的想象和规划在不断修改。
   现在,我们对土耳其已经很少了解。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帕穆克这本书仍然给我一种重新审视自身文化境遇的机会。至少,帕穆克是质疑对世界的单一视角的,不管是细密画的视角还是威尼斯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境遇和帕穆克仍有近似之处,那就是当怀疑主义深入我们的灵魂,侵蚀和毁坏传统根基时,我们如何自处?我们如何把故事讲下去?如何寻找和确认我们那“忧郁的”因而正在疯狂娱乐的“灵魂”?

  4·最早你个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读到奥罕-帕穆克的?有阅读认同吗?

  不是很早,两个月前刚看完了《我的名字叫红》,我听说了这本书,然后去买了一本。阅读过程是令人兴奋的,前半部分,它的复杂的、富于想象力的结构吸引了我,但是继续看下去,我觉得我已经看透了这个结构,我知道帕穆克的想法,他接着干什么对我不再构成意外。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出色的小说,中国读者可能对其中的伊斯兰艺术史的背景有些陌生,但耐心一点应该是能够看懂的。帕穆克在这部小说中特别关注怎么写的问题——大部分中国小说家现在已经不太考虑这个问题,他们认为长篇小说就是全知全能,哇啦哇啦往外倒,你看一看近几年的中国长篇,在叙事上几乎全无志向,作家们一方面是对世界、对这个时代所知甚少,并无把握,但另一方面,奇怪的是,他们解决这个所知甚少的办法是普遍采用全知视角,他们在假扮上帝。还有个论调叫现在的问题是写什么而不再是怎么写,这个两分法真是奇怪,要我看,现在写什么是问题,怎么写同样是问题——至少《我的名字叫红》告诉我们,一匹马的不同画法和不同视点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我也觉得帕穆克过于沉迷他的复杂戏法了,有时我怀疑他自己也被绕晕了,对小说的大走向不是很有把握,或者说他想得太多,他要同时追猎九十九只兔子,到最后他可能搞不清他到底抓到了哪只兔子。这个小说本来可能写得更为雄浑苍茫,但现在它过于精巧,过于精巧的东西总难免让人觉得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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