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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博客

 
 
 

日志

 
 

从饶舌说起——《花与舌头》序  

2011-05-05 11:21:00|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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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从饶舌说起。

   查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饶舌:唠叨;多嘴。是丰饶的、地大物博的舌头。也就是说,有这么一种人,他的舌头是块好地,什么都长,龙种和龙,大跳蚤和小跳蚤;一块好地你不让他长东西是不行的,你像个理发师一样把它剃个干干净净,可是你等着看吧,要不了多久,那块地上草木疯长,似乎它凭空就能长出一个世界。一条丰饶的舌头也是这样,它能创造“现实”。

黄惊涛的这本书原来叫《饶舌》,现在叫《花与舌头》,在这个过程中我起了一点作用,详情请参见本书后记。《花与舌头》看上去应该是更摇曳一点,但我的想法与黄惊涛并无不同,我所想的,就是肥沃的,放纵的,自行生长万物,自然也生花的舌头。

你知道,我总是期待着另一种小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总归它不该是现在我经常看到的那副样子。我不知道唠叨过多少次:小说应该是个野孩子——不是小学里当上课代表、随时准备打小报告的孩子,也不是长大了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是吸溜着鼻涕,有小兽一样的眼睛,上房揭瓦爬树掏鸟,恶作剧的、有纯真的善和纯真的恶的孩子,他身上有一种“摩罗诗力”,通灵,通着另外某种幽暗的、光影闪烁难以言表的意义。莫言早期的小说有一篇《透明的红萝卜》,我期待的就是那里边那个孩子。

然后,有一天,读了黄惊涛的这批小说,我说,这是野孩子。就挑了一些,连续三期发在《人民文学》上。

《花与舌头》在《人民文学》发表时,按体例是要标长、中、短篇小说,它是长篇吗?是短篇吗?似乎都不尽是,我们的编辑觉得必须合体例,就把它定为短篇,好吧,就这样吧。但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或者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其实也很难说是什么篇——顺便说一句,我猜黄惊涛是受过这二位、尤其是后者的影响——此类小说不是按时间结构规划的,它是错杂的空间,是一副拼图,是村庄和街市,而且没有精心布置和严格管理,没有规划局、工商局也没有城管,它的即兴、随意和拿得起放得下,使得它如同一片野地、一片丛林。

这可能并非黄惊涛的初衷,他在后记中透露,原本是想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度的——那幸福镇、那大森林,他原想有计划、按比例、分门别类地展示它们。但是最终他没有做到:因为懒散,因为缺乏强有力的意志,一种要在一切方面贯彻意图的决心,如同一个国王、一个专制者。

对小说家来说,某种程度上的强力是必要的,正如这世界大概永远需要警察局。小说家不断地修改作品就是一个暴力事件,这种暴力甚至就是身体性的,近乎自虐。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改得近乎偏执狂,他对后来小说家的影响,固然是把小市民破事儿写得如同史诗,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世界文学劳模,建立起一种清教徒式的文学工作伦理:他追求艺术的完美和精确,而这种信念或许是一种现代性表征:“完美”、“精确”的后面总是站着一大堆狂热地反对乱摆地摊、反对混乱与生气的一丝不苟的管理人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够理解,像《水浒》或《堂吉诃德》那样大大咧咧、不衫不履、信马由缰、草木葱茏的小说为什么再难出现。我记得纳博科夫谈《堂吉诃德》,认为它的问题就在于缺乏管理,但最为羡慕和赞叹的似乎也是它的缺乏管理、无法无天。

对于像福楼拜这样忠直的艺术家来说,管理注定是痛苦的,他同时还留下了另外一个现代小说家神话:人物不服管理。小说家不得不和他的人物斗争、谈判、妥协,不得不对人物、或者对他自己施加修改的暴力,他赋予人物生命,而人物要求民主,这大概是“完美”而“精确”的现代性的另一个面向。

——此事说来话长,暂且打住。且说黄惊涛,这也是个很有想法的管理人员,他对他所在的、进而对他所想象的世界有清晰、明确和系统的想法——有一套概念和观念,有主意和主义。我们现有的小说家中,对世界和生活如此有主意的为数甚少,更不用说达到黄惊涛这样的理性水平。

没主意,准确地说,没有理性的概念和观念水平上的主意,也可以是艺术家,当然更可能是小市民式的艺术家。理性在小说中的作用或许如同一个有弹性的起跳板,不是谁站上去都能得跳水冠军,但总比站在坚硬的地面上好一点。比如黄惊涛的主意就为他确立了表现人类事务的特定角度和框架,其中包含着对人性、对人的生活的某种应然的想象和界定。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思想起点:生活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思想是武器,武器在手,他就一定会有一种改造世界的冲动——起码是改造和管理他的幸福镇、大森林。于是乎,他就面对着另外的危险:太有主意,结果变成了可敬可畏的城管。在我们这里,即使是以“自由”为主意,我们看到,它也很容易直奔本能的专制,不自由固然不允许,不如此自由也绝不允许,自由爱好者却有虔信教徒般的激烈、专断和不宽容。

但黄惊涛的情况是,他有有条不紊的大脑,同时,他还有一条不服管理的舌头。这舌头啊,它是个集中欲望和快感的感官,它反对概念和观念,它不思想,但它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真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没有舌头多好啊,没有舌头人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人就会变得清洁整齐,当然人也会变得乏味无趣。而黄惊涛偏就是有大脑也有舌头,爱自由而爱有趣——顺便说一句,有趣的是,人们也创造出了一种无趣的自由,所以在我们这里,自由和有趣并非一个概念——于是,他爱人,爱人的优点也爱人的弱点:诞妄、糊涂和软弱,他的幸福镇和大树林里,遍布着想入非非的人、有毛病、惹祸端的人,所以小说得以生成——人逸了出概念和观念的轨道,使事情变得有趣,使荒谬之事变成了对人类事务的复杂沉思。

这本书的读者大概都会对它的寓言性印象深刻。而寓言性恰恰是现代小说美学中一个危险地带——在这里,我们相信万物皆为表象,背后总是运行着某种真理,托物比兴,事物的结构和意义完全依靠它与背后的真理或“道”的联系:直接出于神意天意,或者出于诗人建立比喻的能力,总之,事物如此呈现,不过是因为它恰好合于我们的思想——准确地说,是作为名词的、给定的“思想”,固定下来的“公式”与“概念”。这样一种思路名誉不佳,但深入想来,它其实也是根植于人性:我们希望世上一切事都是可理解的,最终可以归结为某种可清晰辨认的训诲和训诫。寓言性,可以说是几乎一切叙事隐含的基本品质,而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小说为自己开辟了另一种可能:寓言破裂、崩溃的可能——假设伊索的狐狸或者黄惊涛的某个店老板,在某一刻获得了自由行动的生命,正如一种古老想象中的一个恶作剧或噩梦,他们从动物农庄中、从思想的藩篱中逃逸出来,那会怎样?

于是,作为一种寓言—反寓言的小说就生成了。它内在地包含着概念和观念,包含着某些思想前提,但更包含着思想在广袤的人类生活中的延伸、扭曲、纠结、反讽。文学的“思想”,它不是一个名词,不是任何给定的东西,而是一个动词,一个复杂的生命过程,不怕犯错误,不怕自我矛盾,甚至不怕自我取消。一种思想只有经受得住人类生命的混乱和嘈杂才具有生机和力量。

这种逃逸是如何发生的?你知道,全是因为那条不服管理的舌头。舌头是一切逃逸事件的起源,舌头也为逃逸者开辟了前景。

黄惊涛恰恰有这么一条舌头,这条舌头太能忽悠了,它只顾了有趣和快感,黄惊涛丰饶的舌头躲闪和嘲讽他有力的大脑,它一定要忽悠到观念之外和经验之外,它要舌灿莲花要让天花乱坠。

——这时,我们百感交集地来到幸福镇、大森林,来到此乡、故乡和他乡。原来如此,原来如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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